? 邢婷婷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命理信仰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渗透于老百姓婚丧嫁娶,浸润于砍柴担水、一蔬一饭,参与塑造了人们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念。近代以来,科学和理性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与它相左的观念都渐次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在中国,经历了科学与理性的洗礼,包括命理信仰在内的所有与科学主义相背离的事物,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遭到彻底地扬弃和批判。

但时至今日,命理信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却开始呈现出复兴的迹象,并迅速传播。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人群覆盖面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接触命理信仰的人,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文化程度低、科学素养不够的人群,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也并不处于边缘地位。其次,命理信仰的内容多样化,体现出了兼容并蓄的特征。既有以五行八字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命理学的复苏,也有占星术、塔罗牌等西洋命理学的介入。再次,传播途径多元化,一方面,互联网成为命理学知识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另一方面,网络算命的数量急剧增加、形式多样化,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线上、线下互动并行的局面。

为什么长期被视为“旁门左道”的命运观念在今天又悄然流行起来?它在人群当中是以何种形态呈现出来的?为什么从小接受正统教育并且具备相当科学素养的青年人会成为命运观念的“粉丝”?这反映了当代青年的何种社会心态?这将是本文所集中关注的问题。

 

命理信仰在当代中国的不同形态

 

与命理信仰相关的各种现象在人群当中并非匀质分布,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更像是一个江湖,分布的状态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折射出深浅不一的介入程度,也展现出人们形态各异的精神需求。在命理信仰的方式和内容上面,呈现出一种“古今中外、兼容并蓄”的特征: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五行八字、七政四余等,和从异文化传入中国的占星术、塔罗占卜等,一同流行于今天中国的命理江湖,得到了青年人的青睐。

(一)星座文化

命理信仰最浅的一层,是在青年人当中普遍流行的星座文化。这套星座话语以西方占星术中的12星座为主体,整合了占星术当中的多种符号语言,用来描述人的运势,并分析人们在不同的运势之下,在工作、金钱、感情、人际关系等问题上会呈现出怎样的走势。

星座文化的首要特征是流行范围较广。例如,以“星座”为标签的流量IP同道大叔聚集了1300多万粉丝,在微博上积累了123.8亿阅读量,同名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文章常常成为“10万+”热文。此外,程度浅与范围广相映成趣。青年人虽然熟练运用这一套符号话语,但是他们并不深究背后的知识体系,也不是必然将星座运势作为行事的依据。在他们看来,星座文化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更多是一种社交方式。

星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扮演了心理暗示或者心理疏导的作用。有年轻人表示,当自己情绪低沉的时候,有星座“背锅”心理上会好受一些。比如青年人常说的一句:“水逆,水逆,诸事不宜”,就是指水星逆行期间,不利于沟通交流,可能会由于粗疏而引发失误,任何过错都可以归因于此。

事实上,青年人在讨论星座时,并没有将落脚点放在对现实生活是否能够给予严肃的指导,并不在乎它是否正确或有效,而是有趣与否、好玩与否。他们认为拒绝谈论星座话题并非明智之举,但对于过度“拿星座说事”也并不赞同。

星座文化在当下青年人当中的流行是一个不应否认的事实,它目前呈现出弥散式的传播特点——没有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内核,也没有与主流文化价值观出现冲突或者相左的地方,它散落地存在于部分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形成将人们凝聚起来进而形成整合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星座的流行与命理信仰的联系并不深刻,还上升不到精神信仰的高度,只是一种青年文化。但是通过长期的观察,我们发现,星座文化恰恰是一部分人走向命理信仰纵深处的切入点。

 

(二)占卜术

在命理信仰的谱系图当中,占卜术运用一套知识体系进行分析和预测。人们在接触占卜术的时候,通常都有明确的预测诉求,都希望能够解决某个问题,至少对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引和建议。

在实施占卜术的方式和手段上,五行八字和西方现代占星是流行程度最高的两种,这两种方式都擅长从整体上把握某个人的命理格局,也能够捕捉运势走向的脉络,用行话来说,可以“看格局”,也可以“看大运流年”。除了这两种以外,塔罗占卜也较为常见,它与前两者运行原理不同,因而只能针对某个具体的事件或者问题发问,常用来“占事”。另外,梅花易数也零星可见。

尽管人们在接触占卜术的时候原因和出发点各异,但是最大的共性是他们求助于占卜术的直接动机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感情生活、亲密关系、职业发展、亲子关系、迁徙与定居、住房、生育、深造、财产,这些现实问题频繁出现在占卜术的求助当中,而占卜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突破瓶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将求助于占卜术的问题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问事”,即预测某一具体事件的结果或者给出的建议。第二类是称作“看运”,即对一个人的运势、格局进行全局性的梳理和把握,来分析人的个性特征和命运走势。此类问题的比例远高于前一类。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穷算命、富烧香”,一般去占卜的人往往都处于心理上或现实中的劣势。在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进程中,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个体对于利弊得失一时衡量不清、自身感受与外界期待发生冲突,因此产生了不确定性和无助感,造成了个体的焦虑,占卜则为青年人的选择和决定提供了支持的依据。例如,职场上人际关系经常出现打压、恋爱受挫、性骚扰等问题。一位手里经历过3000多个案例的年轻占卜师通过八字命理发现了症结所在:“这表示月令有个强大而无法化解的忌神,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鼓励对方,要坚持,十年一个大运,总有阳光到来的时候,没有人走一辈子背运?!?/p>

 

(三)命理研习

命理研习在青年人的命理信仰中处于人数最少、层次最深的一层。原因也是为了解决精神上的焦虑、迷茫,寻求意义的支点。不同的是,研习命理的人则是希望通过学习整个知识体系,自己能够掌握背后的原理,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还能知其所以然。尽管人们在系统研习命理的初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加之不同个体社会阅历的差别,会产生出不同的态度取向。下面我们通过三个田野故事来展示命理研习中三种不同的态度取向。

一是放下命理。小坤接触命理是从占卜术开始的,从小到大一路优秀的他,大学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上一直没有起色,他生怕一生就这样碌碌无为地走下去。他先后找了占星师和八字师父分别看星盘和大运,二人对其行运的陈述基本一致——小坤在中年以后才会起运,年轻时会经受挫折,但是在格局判断、如何突破的建议上却是大相径庭。他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占星师和八字师父个人的阅历和价值观不同。因此,他决定系统地学习命理知识。经过几年断断续续地自学,有了一定基础之后,他拜师深入学习了八字命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目前精研八字命理,对西方现代占星也有深入了解。在他看来,“在学习命理知识的时候,自己的阅历也在增加、环境也在改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判断力也在不断提高,对于命理具体的态度对我影响不是太大了。关键还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也可能是我自己成长了,也可能是命理知识帮助我成长了”。

二是顺从命运。小萨长期研究七政四余(中国古典占星术),她不帮人算命,但是经?;嵊妹碇斗治鋈鹊闶录?、点评热点人物。她相信命运是既定的,研究和学习命理知识是为了让个体了解自己的命运。她认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在出生之时便写好的剧本,个体所要做的只是按照剧本完成表演的任务,运至则行、运停即止,体现出宿命论的特征。

三是扼住命运的咽喉。小远最早接触命理知识时并不是出于“命运的求索”,而是被学校BBS论坛上相关讨论所吸引。他一开始觉得有趣,但很快发现论坛上的发言和讨论太粗疏,于是自己开始系统学习,深入研究了塔罗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遇事即起卦,事先了解一下顺利与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度到了非常依赖的地步。当他离开学校,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预测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而问题的解决主要还是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

青年人希望通过对命理的研究和学习,能够更加深入了解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他们在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是:命运是否具有某种外部性?如果有的话,作为个体需要如何应对?人们探索的结果各有差异,无论是放下命理、顺从命运,还是扼住命运的咽喉,这都是当代青年人对自我、社会和人生的探索和思考,是他们在精神层面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

 

命理信仰复苏的宏观背景

 

命理信仰的复苏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密不可分。在过去40年里,中国不断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份子。这一过程中,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经历了断裂式的转型,这使得人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里密集感受到了剧烈的变化,原有的稳固的、可供依赖的制度结构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既有的经验处于失焦的状态,这构成了命理信仰复苏的宏观背景。

(一)个体的“脱嵌”状态

“流动”是解释中国近40年来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词汇。一方面,在技术推动下的全球化时代,资源的全球性流动使人类摆脱了时空限制,劳动力地理分布的变化、工作范式的转型,都体现出了流动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随着经济的腾飞,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成为今日区别于往昔的重要特征,这种流动既有空间上的迁徙、也有阶层上的变迁。全社会对于流动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流动机会逐渐增多、流动渠道日渐通畅,千千万万的个体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社会流动的滚滚洪流之中,成为时代的缩影。

这种流动给个人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流动的自主性,选择的空间增大、机会增多。但是,在流动的进程中,个体从故乡到他乡,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膜、认同的区隔,这些都会给个体的身份认同带来种种困难,造成碎片化的倾向。例如,学者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流动过程中,一方面不再保有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脱嵌于乡村社会;另一方面,他们难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结构位置和制度接纳,也难以融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当中,脱嵌于城市生活。这种“双重脱嵌”也是当前中国青年在流动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在“脱嵌”的情境中,个体主义倾向日趋明显,权威在指导个体行为和选择的作用下降,既有的经验体系对青年人面临的种种新情况的解释力和参考价值都出现了局限性,个体时常面临着找不到认同感、意义缺失的境遇。

在这种情况下,命理信仰在青年人当中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在“脱嵌”状态下解决个体的归属和意义感的一种尝试。面对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主流话语体系对个体的遭遇解释乏力,他们想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回答“我是谁”、“发生了什么”、“我应该如何理解/应对这一切”等问题,于是他们吸纳了命理信仰的符号要素和解释框架,获取主流价值体系尚且难以提供的文化资本,应对个体面临的困境。

 

(二)时间效率化和线性进步观制造的焦虑情绪

在今天,时间效率化,即单位时间内的产出是衡量一个社会的价值的重要指标。从全社会的层面来讲,在观念上认同又快又好、以快为先,步调慢意味着效率低,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不道德,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必须有所斩获,否则会被视为没有竞争力、是能力低下的表现。这种社会氛围给青年人的观念和行为框定了一种“理想模型”——“快速获得”成为个人行动准则和行动的首要目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跟上社会大环境的时间节奏,有些人所处的行业在从业前期都处于漫长的积累阶段;有些人本身对外部环境不敏感,无法快速捕捉到最新的发展机遇,这使他们承受了时间效率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造成了个体的焦虑、无助、迷茫等情绪。

与时间效率化相伴生的现象是线性进步观。线性进步观的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同一的,不同个体只是分布在发展道路的不同节点;另一方面,进步的方向犹如台阶,人们拾阶而上,但必须不断向上。在线性进步观的影响之下,各种成功学应运而生,告诉人们要约束自我、不断进取、努力向上?!拔榷ā辈辉俦蝗衔怯诺慊蛴攀?,它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无趣、呆板、胆小而缺乏冒险精神,不具备应变的能力。为了适应线性进步观,人们需要具备若干知识、技能、判断力,以备不时之需、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和机遇。

在时间效率化和线性进步观的交织作用之下,个体被卷入到巨大的洪流之中,难以对结构产生整体的、宏观的认识,每个人都像加入到一场锦标赛当中,信任/怀疑、安全/风险的平衡被打破。个体的意义坐标体系遭到了破坏,他们为了应对和抵挡各种不确定性,把寻求问题的方向重新指向了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命运”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可分为两类:一是提供精神安抚和心理建设的资源,化解焦虑,成为个体意义系统的“工具箱”;二是解构比较,帮助个体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肯定差异和个体的价值,从而为由线性进步观所带来的生存性焦虑提供“缓冲阀”。

人们顺利的时候往往喜欢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在不顺利的时候往往倾向于讲诉诸神佛命运。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命理信仰的复苏和一定程度上的流行,反映了一种对现状缺乏把握的心态,同时又惧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缺乏信心和掌控能力。青年人思考和谈论命运,从根本上来讲是在处理个体化与公共性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个体的价值和自主性得到了高度的尊重,但是个体必须嵌入在公共性中才能实现其意义。命理信仰的解释性是针对个体的,但又通过这种解释将个体嵌入在社会的整体当中进行理解。对个体而言,他们通过命理信仰,在动态变化的区隔中寻找定位,给自己的境遇寻找意义的支撑;这并不意味着意义的共同体是缺位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出现了整全的意义体系所覆盖不了的方面。命理信仰的本质是通过个体化的表达来寻求公共性的建构。

 

命理信仰与科学观念

 

在广大青年人当中,命理信仰的出现和兴起并不代表着科学观念地位的下降,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两条道路,解决的是两种问题。当代青年是在科学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依据精确、实证以及严密的逻辑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体系,在揭示自然规律、拓展人类所面对的世界之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也成为当代青年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依据??蒲У墓勰詈退嘉允钦庖淮俗钪髁鞯囊馐缎翁?,这一点毋庸置疑、也不会改变。命理信仰所提供的主要是对青年人遇到的境况、做出的选择、面对的困难提供解释,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支持,以及对当下的境遇和困难提供文化解释?;谎灾?,科学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何为权威,而是何为有效,其具有碎片化的特征,注重解决个体的困难的有效性。正因如此,它无法成为整全的意义体系,只能够满足个体的意义解释而无法提供社会性的价值规范。

命理信仰的复苏并不必然导致与主流价值观针锋相对的状况,大众只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寻找新的解释路径,它必然将长期处于一种隐蔽的、非主流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在当下社会就不存在消极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青年人太相信命运的解释而成为宿命论者,会降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而,我们要做的是,厘清它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确立一个合适的定位,使它一方面能够发挥对社会有益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可以限制它神秘主义的一面,防止在大众心态上产生虚无主义的取向,防止其过度发展对主流价值观形成抵触甚至消解的作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4月刊,内容有编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