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航

[导读]伴随大年三十临近,春晚节目单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但仍有很多网友认为,春晚变得不好看了,相声和小品变为全年段子的“集合品”。本文回顾了千禧年间民间文艺表演的最盛时期,着重分析了郭德刚的相声、东北的二人转以及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等等。这些民间文艺表演自改革开放后开始兴起,是市场经济扩展到文化领域后形成的文化消费的结果,是属于市民社会的、自发文艺形式。作为城市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文艺表演深得各种年龄、各个社会阶层的观众喜爱。虽然文艺表演来自对某种传统民间文艺形式的继承,但其内容、其精神气质却都饱含时代气息。它们曾给我们的市民社会带来了久违的、自然的笑声,笑声的背后或许就是我们市民社会深藏着的庐山真面目。人民因何而笑,为什么又不笑了?笑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本文原刊于修远基金会承办的《文化纵横》杂志,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自由消费时代的民间娱乐

▍二人转:时代有多少苦难,人们就需要多少娱乐

在二人转、郭德纲的相声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这些现在流行的“民间文艺”之间,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二人转是有着特殊感情的。

我想再绷着的人看了二人转都得笑,首先是因为二人转的技术最好。二人转是有装饰性的娱乐,微妙又有分寸,但无顾忌。在艺术上,二人转的表演熟谙“情感的辩证法”。我曾经在长春看过一个女孩的表演,她真可以称作“分寸大师”。在开始表演的时候,她一直特可怜,结结巴巴的话都说不清楚。男演员教她学一句“我乡下的,我哥城里的”,她一直学不会。男演员就用特别脏的话骂她。后来男演员急了,说:“那就学:‘我城里的,你乡下的’成不成?”突然之间,她就用一句“闹半天你乡下的?”就把情绪全翻了过来。在后面的表演中,她就开始作威作福,而那男演员怎么都翻不过来,只能任由她欺负了。这个“粗野”的作品,却有着异乎寻常完整、细腻的结构。

从这个小作品也可以看出来,二人转虽然有很多粗口,但是它的骨子里是辛酸的,因此它也并不是真的就招人烦——如果您不是非得冒充正人君子的话。二人转的演员在“?!惫壑诘氖焙?,并不是诚心欺负观众。二人转有很多粗口的确是很脏,但在表演中他们不骂别人,他们就只是骂自己的搭档、自己的乐师,也就是骂自己最亲近的人。这就和拉斯维加斯的真人性爱表演一样,它的逻辑就是:我们得一起干完了这事,才会有明天的吃食。二人转充分体现了谋生的艰难,因而,二人转绝对是粗看可乐,细想心酸。

这样下来,在看二人转的过程中就隐藏了一种违禁的狂欢。比如那段非常著名的《擦皮鞋》,即使不说它的内容,演员就那么挨个地叫“爷爷”,就能叫得观众都很开心。这里隐藏的心理逻辑是:生活中一直是我叫别人“爷爷”的,现在你叫了,我就歇会儿。这就是放松,是人格的缓慢反弹。

在艺术方式上,二人转还有一大特点:它其实没什么要说的,也没什么要告诉你的。比较起来,其他的戏曲曲艺都隐隐地存在着“第四堵墙”,即使如李伯清的“散打评书”,说得再飞,骨子里还是有“我自己就能完成”的意思。而二人转没有这“第四堵墙”,二人转就是建立在和现场观众的关系之中,它反而有些依靠底下观众的搅和。在二人转的表演中,要看的也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对于观众“搅和”的反应。

在我看来,东北二人转基本上还是属于底层市民的文化生活,它保持着那种“穷帮穷、富帮富”的底色。二人转演出的票价的确有差别,楼上的20,前排的280,但这看280元票价的可能曾经就是看20元票价的,将来有一天没准就又回到楼上去了。而无论是前排还是楼上的观众,他们都同样把瓜子嗑得满地都是。我有时候不免感叹:听相声的人千奇百怪,看二人转的人面貌何其相似!二人转所连接的是一个族群,这个族群中有穷有富,只不过不幸的占了多数。

这种属于底层市民的文化生活,个别地方可能抛抛光,一会塞春晚,一会塞电视剧,但这并没能影响到它的基本局面。在长春,除了几个大的二人转剧场,除了刘老根大舞台,还有更多的二人转是在以前工人文化宫之类的小场子演出的,最惨的是大桥底下的野台子。二人转的演员们大多数一个晚上跑几个场子,但都还能养活自己。现在也有二人转学校,我还看过他们的一些活动,有时他们就笑嘻嘻地互相说脏话骂对方作练习。二人转现在基本上还有一套体系,有传承,有发展;不是说这是一群流氓,抢完钱就跑。它的确是个竞争的饭碗。在东北说二人转说火了,进北京演出了,拜赵本山为师了,都很让人羡慕。而东北的年轻人也还是喜欢二人转的。比如说小年轻过情人节,就去看一场二人转;小女孩过生日,也会去点一段二人转——地气就是这么接的。

现在二人转似乎在全国能推广开来,好多地方、各种场合都会有二人转的表演。这除了赵本山的明星效应之外,我想首先还是因为很多的戏曲形式不便于这么做。二人转是成功地从戏曲中脱颖而出的脱口秀,也是成功地从戏曲艺术回归到了语言艺术。东北本来也没什么更复杂的文艺传统,二人转唱的时候本来也就夹杂着说,它往说的方向转化,就很容易。二人转很容易让观众进入语言宣泄。但你要留心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脏话并不是那么简单,二人转的艺人可以把脏话说得非常有技巧。脏话也可以有语气、有爱称、有情绪甚至还很押韵。第二点,像二人转这样建立在东北话基础上的民间表演形式,搭上了两趟快车:一是普通话,一是春晚。这种民间表演是建立在新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建筑之上的。但尽管二人转遍地开花,我还是认为二人转在外地演出,就是挣钱,没别的意思。在长春,你光会说脏口是不可能活的,你必须真的有擅长的技艺;而在外地的二人转表演中,演员们往往也就应付完事,他们是不会卖力抖落那种最微妙的艺术感觉的——也就是说,在东北之外的人,其实是不配享受微妙的二人转的。

现在流行起来的二人转,不怎么唱戏,主要是说段子,同时更注重现场互动了。很难说这样的变化是好还是不好。我只能说这是现在老百姓的选择:抽烟不过瘾,就要抽大烟。生活是如此艰辛:听一听别人的故事,看看韩剧,是令人放松,但那是免费的;老子出了20块钱买的快乐,就是要扎吗啡似的快乐。讲段子得来的快乐肯定比唱戏更快。二人转就是这样如鱼得水的:你喜欢下流,我就往下流里讲。如果二人转是像昆曲一样的世界文化遗产,这种变化也许是损害性的;但当它本来就一无所有,一穷二白,这种变化也许就没啥事——就比如在自然环境中,谁能破坏沙漠?

像二人转这样在市场中草根自发的表演艺术,它的繁盛,的确是被社会的大势推着走的。东北,曾经是“共和国的长子”,曾经有“长影”为代表的大批气势恢宏的国产故事片;但在工业化的周期中,东北一度没落了。因而,积淀在普通人情绪中的,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幽默感和一种让你不得不承认的傲慢。比如说,大英帝国阔过吧?现如今它的足球流氓就世界横行,而英式黑色幽默就要比美国喜剧厉害多了。就是说——我都game over过了,还在乎什么呢?时代有多少苦难,人们就需要多少娱乐。时代的苦难有多直接,人们对娱乐的要求就会有多直接。这是时代欠人的。

用范伟和我聊天时说过的一段话为“二人转”作个小结吧——什么是东北人的快乐和辛酸?快乐就是你早晨醒来,天儿很好,今儿是个礼拜天,你不用上班;你听着老婆孩子在厨房斗嘴,好玩;窗户外边的冰溜子滴滴答答地都化了,你觉得春天要来了。这是东北人的快乐。那什么是东北人的辛酸?爸妈住院了。一大笔饥荒。兄弟姐妹也没人能管,天快黑了,你一个人拿一大堆单据,没交钱,从收费处走出来,看到外面雪都化了,地上全是黑泥;有一个卖水果的,卖的都是冻得发黑的香蕉。你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是那冻得发黑的香蕉,但你还得吆喝着把自己卖出去。

▍郭德纲:时代腌出的大咸菜疙瘩

有一次我在后台看郭德纲和他们德云社几个人,十几分钟就能琢磨出一台德云社的春晚——“相声大拜年之我要下春晚”。郭德纲说:现场我就把长袍脱了,穿西装穿裤子,戴着分头的假发,站在那儿说主旋律相声。这的确是有点流氓精神。

郭德纲身在江湖,有嘴欠的时候,有不饶人的时候,但这个人总的来说是个强人。强人的好处是在?;ぷ约旱氖焙蚓捅;ち撕芏喽??!坝銮吭蚯俊?,使他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人,而与此同时,他也是“遇弱则弱”。如果没有“遇弱则弱”这一面,没有源自平民生活的视角,他就简单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完了,他那“我要”系列和“你要”系列相声,也就不会出现。创作者可以追求利益的扩大化,但不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扩大化,是说“我要挣钱”,最大化是“我只要挣钱”——我上台一鞠躬,你直接给我钱得了。

我想如果没有郭德纲,我们对现在的相声也就忍了。我们的好多相声不就是飞机里放电影么?你也关不了它,它也不吵你,那就算了吧。也许郭德纲的出现有他的偶然性,但其实仔细观察,这个偶然性又都在中国社会的逻辑之中,我想说的是:没有“旧社会”就没有郭德纲,没有新中国就没有郭德纲,没有文革就没有郭德纲,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郭德纲。

没有“旧社会”就没有郭德纲——这是因为他信旧社会那些艺人的规矩,他对什么叫本事,什么叫规矩,什么叫尊师,什么叫学艺等等,他都相信。这些也就全在他身上。因此,他有时候不免瞧不上新中国的某些艺人:“一解放呢,这些人就得救了……”他瞧不上的是那些没本事只能给政府抬轿子的艺人。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郭德纲——起码新中国在状态上是每个人更平等。郭德纲身上有旧时代的习气,但新中国的平等观念,在他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新旧两个时代中那些良性的要素,他利用得很好,就能左右逢源。

没有文革就没有郭德纲——在文革极度压抑、焦躁、期待与恐惧的情绪当中,人人都是语言大师。人们都知道语言最没用,也都知道只有语言是自己能做的。表态表决心,都是“刚刚”的。语言这事,在心底彻底放松了。那心情描述起来不过就是:你骂我十分钟的娘,不就是在练贯口活么?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郭德纲——没有改革开放之后滋生出的纯消费心态,郭德纲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呼风唤雨。他的相声,和民国时的相声比起来,变化已经很大,也不纯是老年间的玩意儿了;他的相声,如果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听起来会觉得“怎么像是封资修”,什么重要的事都拿来开涮?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心态,谁管你拿什么开涮呢?

关于平等,我还想多说几句。平等在郭德纲的相声中是非常关键的。这平等除去与新中国的普遍意识形态有关之外,还与一个特殊因素有关——天津相声的草根特质。

对于相声我是外行,但听多了,难免对比一下天津相声和北京相声的不同。北京的相声经常是说别人的:“我们单位有一小青年叫小李……”北京的相声是习惯性地说别人不对。而天津的相声大多时候都是说自己的。。即使他说别人了,给你的感觉仍然是他很爱这个人。这方面高英培的《钓鱼》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因此,我会说天津是真草根,北京是假衙门。郭德纲源于天津,这种真草根的特质在身上很顽强。他是真草根,而这草根,就决定了他怎么看待人,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同《霸王别姬》里一句台词:“都是下九流,谁瞧不起谁?”怎么叫平等?要比高是无法平等的。你盖500层我盖501层,在501层我们要达成一致太难了。那么,我们在一楼就达成一致行不行?平等是从草根带来的基本状况。在剧场里,他也不会过于把观众当“爷”伺候着。剧场里有谁故意捣捣乱,他会开玩笑地说:“这都是哪个团的?要不你上来说得了?!闭馐抵适呛凸壑诤芷降鹊?。

德云社为什么当时一下子让人这么喜欢,一下子就火到现在呢?简单来说就两句话:“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他的相声是稀缺的,听到郭德纲的相声,就像听到乡音一样。郭德纲带着民国的范儿,带着一个老中国的范儿,是忽然到来的一种遥远的乡音。

与此同时,郭德纲的出现也是我们大家伙精神状态的投射——即使没有郭德纲,我们也会造出一个来。天桥八大怪在当时为什么能那么红?因为在那个时候,纯骂街也是我们期待的精神消费。每一个文化名人的诞生,都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默默的一次订货,或者是默默的一个许愿。

而从稍微深层一点的观众心理来看,郭德纲的相声,尤其是他的长篇单口相声,隐隐地折射着时代心理。他那些单口相声说的大多是“太平乱世”的故事,这很符合当代人的心思——现在不也像是太平乱世么?于是,人们在潜意识中就是爱听别人在太平乱世中的九九八十一难。郭德纲出现在当下挺合适的。姜昆红的那会儿,要是出一郭德纲,大家会觉得从哪出来一个落后青年?我不讨厌听姜昆的相声,只是觉得他现在说得比较辛苦。听姜昆说相声,有点像是看《射雕英雄传》第一部中郭靖和黄蓉相遇时的感觉,总觉得那以后不会有波折,他们会一路顺利。姜昆的相声,隐隐地折射出一个如朝阳一般的时代;而郭德纲嘛,则是时代腌出的大咸菜疙瘩。

听郭德纲说相声,我有时不免想:江山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谢秀便本醯檬悄敲炊嗳顺扇苏庖桓鋈?。文革中我们有人自杀过吧?后来一传达文件大家都在底下偷着乐吧?现在传短信传得特愉快吧……所有这些我们中国人共同经历过的事,成全一个郭德纲式的真和假。

▍周立波:二手破落户的集体取暖

我最不喜欢周立波的,是他身上带着的那种二手破落户的味道。上海是中国最早西化之地,在西方文化有些没落之时,上海这二手西化之地也有些没落?!岸置宦洹焙汀耙皇置宦洹被共灰谎?。大英帝国在伦敦奥运会上不用再讲讲印度;而对上海来说,讲讲当年,是不能缺的。现在上海很多人,聚在周立波周围,带着些取暖的心情,也像是在咬耳朵骂街。这样的上海文化,像是个盗版的、二手的破落户的文化。我看周立波的表演,观察现场观众的反应,总觉得他们每次在笑的时候,都有一种空旷味道。特别像是人老了,总要提醒提醒自己曾经经过的很多事情。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虽然有着滑稽戏的传承,但总的来说,还是结合着香港的“栋笃笑”的一整套操作模式。周立波有个卖点是政治笑话、政治模仿秀,这和香港的“栋笃笑”非常接近。但在我看来他的表演特业余。如果观众真的特买他的账,我只能说“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吧。

周立波的突然走红,像是上海人齐心协力地要给中国流行文化对个下联,是长期以来的“北有某某某,南有某某某”的心态。周立波的流行,也说明上海人某种程度上像韩国人:逼急了撑一次面子大家都愿意花血本的。附庸风雅永远是上海人的自我牺牲,反过来说,上海人的自我牺牲也就是附庸风雅。在这种整体情绪中,周立波是有些“过度包装”出来的??粗芰⒉ǖ牧餍?,就如同一魔术师往袖子里塞东西塞了15分钟,往外掏可能只用了5秒钟。但你特别想提醒他的是,前15分钟我们就一直在这儿看着呢。

当初郭德纲也是被硬推出来,但总的来说大家真的是被他的技艺所折服。而现在看周立波的运作,像是在看日本人的运作,看他的表演也像是在看他背后那个“行动本部”的集体表演。说出来是“让全国人民看看我们的素质”,骨子里是“看看我们的算计”。周立波就像是玉米变成爆米花一样。面对他的流行,我只能说:既然世间需要欢乐,那就该有周立波;但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好的周立波。他像是个早产儿,是太急于策划出来的早产儿。如果那个站在舞台上的人,真能有人生的沧桑感,那现在的表演,绝不是周立波现在这样的——他只是小小得手若干次的艺人。

通过周立波,现在的媒体也经常讨论讨论香港本地的“栋笃笑”。对于那些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栋笃笑的心情,我真有些不以为然。港台那些表演栋笃笑的艺人,是有着足够的聪明。但我总觉得这种聪明的栋笃笑,在太久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其实已经挺乏味的了。在我想象中,只有从控制状态下向世俗状态一路奔去的狂欢,是最浪漫,最让人感动的;在世俗中落户半年之后,也许就没意思了。港台就是在市场社会落户太久,它的喜剧表演聪明有余;而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从控制状态向世俗状态一路奔去——郭德纲就在我们奔向世俗狂欢的中间状态中,因而,他也就会更有生机。

▍只有自由的消费,没有自由的建设

到目前为止,我更愿意谈这三种表演形式之间的异,而不太认可它们之间的同。如果一定要说它们之间的同,那就是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它们都有人喜欢看。这就如同在一个自由消费的时代里,既有麦当劳肯德基,也有很有特色的小饭馆。它们都是在一个自由消费时代里被消费的。只是虽然都被消费,吃薯条和吃黄瓜,还是有差别的。

如果说在我们的时代,自由的消费达到了目的,但自由的建设显然还没开始。消费就是都对,建设就有对有错。到现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新民间文艺,还是在自由消费阶段,因而一无需寄托,二无需警惕。警惕不是说宣传部要警惕,个人也容易警惕,比如说警惕你碗中的汤洒到我裤子上。无需警惕的原因是因为在消费的意义上,它会把你这个持不同政见者也作为“爷”供着。这个时候,就是真平等真自由了。就如同恩格斯说的,货币作为最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完成了社会的改造。如果我们要的只是自由消费,我们的确已经做到了。

消费的时代特别容易造成解构和分裂。对于过去文化故事的解构,也是这些民间文艺的一些特点。但这其中又有分裂。比如在网上曾经出现过对于猥亵抗日女英雄铜像的激烈骂声,但那些很激烈、很真诚地在网上骂人的人,转头去看二人转《江姐与典狱长》(同样是消解抗日女英雄的),却也会乐得前仰后合。现在的这种自由是让人分裂的。人格分裂之后,个人会下意识地、有选择地愤怒:我看二人转不愤怒,上网我就愤怒。这是畸形消费中衍生的畸形消费。比如有人花50元钱看《无极》,就是为了去骂它。愤怒不是为了改造世界,只是为了去骂,这是很可怕的。这种集体情绪共同构造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表征,一是,自由变成了令人心慌的悠长假期,二是,愤怒变成了有选择的消费;再往下,解构就成了我们相认的底牌。

解构把一切信仰都打碎了。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又都是需要信仰的。在没有信仰的时候,人们就会把自由本身当作信仰。什么都不信,成为最明确、最安全的选择。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戒掉了信仰。好处在于,人们面对绝对的自由,而且大家也觉得绝对自由;坏处在于,人要的并不是绝对的自由。我们其实都是为别人活着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己更好地活着。就如同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最后所说的:人总想帮助人,人总想照顾人,人不想欺负人,这是你们人类的本性。而现在这个时代,显然是个令人忧伤的悠长假期。

因此,在我看来,在新民间艺术发展的过程中,这一艺术所附着的民间社会,还只是个消费社会的朦胧概念。对我来说,“民间”,就是站在滚梯上的那些人。他们好像在前进,其实他们只是在长大,在变老,在享受时间的改变。在滚梯上,他们像动着,其实没动;他们像是改变了什么,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改变,他们只是被改变。这是个不抱幻想、不受伤害的民间;是个只图消费,不谈信仰的民间。我们基本的生存状态,导致我们现在的精神状况。对这样一个民间,我想,也不必期待。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为这篇文章找这么一个结尾。这是马一浮的两句诗:“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敝狼ず艽罅?,看见那些刚出头的青草,还是要多些爱惜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09年8月刊,原标题为“自由消费时代的民间娱乐”?。感谢作者授权刊发,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