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 四川大学历史系

 

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媒体多未雨绸缪,为此圈文圈人。差不多每十天半月,就会收到不同机构和刊物关于五四周年纪念的邀约。与一百年相比,十年或是很短的时间了。然而《文化纵横》十岁了。我们看着它诞生和成长,也感觉时光匆匆如流水,不舍昼夜。

在纪念五四运动十周年时,梁启超曾对“天真烂漫的青年们”说:“青年们?。耗阋烧?,请你别要从现状政治下讨生活,请你别要和现在的军阀党阀结缘。你有志气,有魄力,便自己造出十年后的政治土台,在自己土台上活动?!?/p>

梁先生的话有特别的针对性,因为那时学生界里“已经有许多吃政治饭当小政客的人”了。但他所期望的自己造出土台,在这自己造的土台上活动,却曾是五四前后许多青年熟悉的路(不限于政治)。当年他们借着白话文的东风,自己写文字,自己办刊物,自己卖刊物,自己买刊物。一句话,他们正是自己造出土台,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并打出了一片天下。

《文化纵横》的创办者并非“天真烂漫的青年”,但据我不充分的了解,在里面具体做事的,基本都是“天真烂漫的青年”一辈。我们常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十年了,《文化纵横》树起来了么?答案是肯定的??锏某砂芑蛏胁坏狡琅械氖焙?,一群有梦想之人(也常见进进出出)的努力,却是不能抹杀的。

正如戴震所说,“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巨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光大者,其照也远”。不论光照的远近,照物的,便是光。进而言之,兰克在论证“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时曾强调:“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钡娜?,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也自有其道理在。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和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镆嗳?。

任何文化,本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其独特的主体性便落实在历史之上,更因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而强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十年真如弹指之间,转瞬已过。然而人生如梦,其实没有几个十年。

如果看得稍微宏观一点,十年之前,中国似乎出现了一个从物质走向文质的转折点——在一百多年的寻求富强之后,至少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名列世界前茅。相当一些人开始感觉到,不论是个体的人生还是国家、民族、社会,还有很多富强不能解决的问题?;谎灾?,富强可以是目标,却不必是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富强之后,还要有能适应富强的人。这方面的培养,就是古人说的“富而后教”(中国古代的教和学,都更强调求学一方的主动性,故这里的“教”,也可以是自我的培养)。

文化从来包括物质,但文化也向有非物质的一面。中国古人既承认衣食足而知荣辱,又强调“读书”方式可能改变物质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即孟子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忽视物质层面的富强,但更重视非物质的文化面相。近代出现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命运急转”,以富强为国家目标,导致“物质的兴起”。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所谓“市道”的流行。如杨荫杭之所见,“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结果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

简言之,近代的寻求富强使我们的思维和想象都已相当物质化。如今中国已接近富强,却也淡忘了富强之外的天地。我们对各类“非物质”的事物久已生疏,甚至把“非物质文化”视为招商的选项,是让非物质文化更物质化的典型表现。就此看来,从物质走向文质,仿佛是这个时代急需的。

正是在十年前的转折时刻,《文化纵横》诞生了。其发刊词清楚标示出刊物的追求——“文化重建”。想要探索的是“在富国强兵之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究竟要前往怎样的方向?我们究竟应对人类大家庭做出怎样的贡献?”而刊物面对的语境,就是财富的快速增长“重塑了社会的各种关系”——一些人有钱了,而另一些人没有(或感觉没有),于是“人生缺乏意义,社会缺乏文化,国民缺乏意识形态,民族缺乏精神”。更重要的是,刊物发现,“面对历史”,中国人“第一次丧失了精神文化领域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这背后隐伏的,其实更多是在“面对世界”时,经济数据已经起来的中国,却体会到在世界上没有多少“话语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人热心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的说话能力。有人强调“中国可以说不”,有人直接表示了“不高兴”,而《文化纵横》则选择了“文化重建”。其“面对历史”和“面对世界”的关照,体现出立足于此时此地的责任心。盖让人倾听的前提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而人必自尊然后他人尊之,人必尊人然后他人尊之。

文化重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尼采曾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主张,被胡适引用来界定他自己推动的“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段幕莺帷?010年6月刊的编辑手记,也表出了类似的愿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思考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新估量的?!?/p>

而2016年2月号的编辑手记,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纵横》的追求”,那就是“并不试图办成一个派别学人抱团取暖、同声相求的同人刊物,而是希望直面这个处于急剧变动的中国和世界,提供思考者以一定距离感来观察和介入这一时势流变的写作平台”,以“激发更为多元、复杂且具有内在张力的思想和争论”。

“距离感”的提出真是睿见。我所在的史学所涉及的理解,都是时空距离较远的,总有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而这样一种距离感或许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史家的一个优势。若近在咫尺,便不能赋予众多的丰富涵义。距离可能导致误会,甚至想入非非,但也可能产生美感。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说,近处听到的教堂钟声可能杂乱无章,而远处所闻,则变得美妙和谐。

正是距离,给予史家一个更高远的位置,可以从杂乱中感受到和谐,因而获取对历史力量和精神的整体把握。听觉如此,视觉亦然。要有足够的距离,才能达到林同济所说的“平眼”,不仅可以有鸟瞰的优势而能见观察对象之“全景”(total landscape),更能对其中“各个事物相互的关系”,给予一个“比较近实的估量”。在一个各方意见多元纷歧的时代,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容易看到各个事物组成的统相,并及其关联与互动,方足以产生了解之同情,而臻于心通意会之境。

今天回看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仿佛隔世,颇有些“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感觉。虽说“江南忆,最忆是扬州”,毕竟“孤帆远影碧空尽,仍见长江天际流”(擅改一字)。无论前尘如何,或不必频频回首;风吹人醒,还是要面向未来。尤其在这纸媒的好时光已经过去的时代,办刊物的人也只能抖擞精神,从当下做起。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有责任看到多方面的缺失。然而文化在纵横中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缤纷绚烂,也并不都是瑕玷。十年前的一件大事,就是汶川大地震。一方面是十万生命的瞬间逝去,另一方面几岁的小朋友也可以去救人,最可见孟子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在一个充斥着物化的人欲,甚至人欲已经横流的时代,还能看到这样显露本性的现象,特别给人以鼓励。人性本善,不会被外在的恶彻底消磨掉。让人性之善尽量的多留一点,这个世界也许还是会变得更好。

与创办《文化纵横》的杨平兄相交已二十多年,知道他在所谓的左中右之间是有自己明确定位的。然而这样的个人立场并未影响办刊,上引“《文化纵横》的追求”不仅明确了并不“抱团取暖”,更以“具有内在张力”为努力方向。要知道物理学中的张力(tension)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可以“扩张的力量”,而是意味着矛盾甚或冲突。这样的追求充分展现了“纵横”意味中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期待和包容,也是我对《文化纵横》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