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8年8月25日下午,文化纵横“一期一会”主题沙龙在北京新华书店总店举办,本次活动由《文化纵横》杂志社、南都公益基金会《南都观察》主办,新华书店网上商城协办和支持。沙龙主讲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先生,以“新政治家的登场——从特朗普谈起”为题,对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解读?!段幕莺帷吩又旧缟绯ぜ孀鼙嘌钇较壬魑酪槿顺鱿?,现场参与人数众多,气氛热烈,不仅有《文化纵横》的忠实读者,也有关注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的各行业人士。本文为本次活动纪要。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段德敏:特朗普时代的强人政治

众所周知,美国的两党政治始终处在两个不同的政党、两个不同政治派别互相讨论、互相斗争、互相平衡的态势下,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鲜有超越性的力量存在。段老师认为,特朗普明确地标榜反体制、反精英,对两党政治的游戏表现出超越性——和体制对抗,不用在乎那些腐朽政客们的喋喋不休,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美国政治体制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因此理解美国特朗普时代的权力与政治,不能仅仅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争或左右之争中寻找线索。

段老师引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话“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指出特朗普与体制和精英对抗的底气来自于他对“沉默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的代表。尽管在总统选举之后,很难说特朗普就真正代表了“大多数”,但这一虚拟的“沉默大多数”仍然十分强有力:在“沉默大多数”的话语中,两党的对话和争辩都成了精英们的阴谋,而那些“沉默大多数”才是真正的人民主体,他们的声音是唯一正确的,也是真正应该被听到、却因种种原因被掩盖了的。特朗普完全来自体制外,成功地将这一“劣势”转变为“优势”因为来自体制外,所以他更能体认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而特朗普看似成功的商业背景也使他可以说自己有能力带领美国人“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一转变不仅消解了公共讨论的重要性,而且为政治选择赋予了额外的道德色彩——一边是道德上自私自利、邪恶的精英,另一边则是美国传统精神和文明的承载者。

回顾西方政治史,可以发现,真正的政治强人都是起源于民众的支持,而非武力征服。而从根本上说,政治强人是现代社会的现象。段老师以此阐释特朗普“强人”形象的社会背景:一方面,今日的美国早已今非昔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国防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总统也获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美国国内的社会构成也日益复杂,分裂的程度也日益加剧。当人们发现相互之间难以就上述问题达成起码的共识时,他们自然会希望出现一个悬置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期待这个权力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权利的伸张、利益的实现或认同方面的肯定。

段老师进而提醒,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对很多人、特别是他的忠实支持者来说,象征着一种新的希望和解决问题的新出路。表面上看,这很有道理,所谓不破不立,既然体制已经无法解决人们关心的诸多问题,甚至成为问题本身,那么从体制外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并无不可。但从制度本身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其实带有一些绝望的特征,因为它直接暴露了现有体制的局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种长期有效的新的制度路径。

段老师强调,如果说特朗普上台对内显示出美国社会“向‘传统精神和价值观’的回归”,对外则伴随着对敌人与朋友的重新定义。特别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到美国与中国、欧洲的经贸往来,特朗普政府都试图对之加以重新审视,该退出的退出,该重新谈判的重新谈判。特朗普需要在他的忠实支持者面前表现出切实维护美国人自身利益的强硬形象,从而与传统的政治精英、全球主义者们区别开来。一方面,他表现得更“务实”,对国际社会中的人权问题不像以前的美国总统那样关注;但另一方面,他对国际秩序的蔑视与挑战也为国际社会带了很大的风险。

在演讲最后,段老师重申,大众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对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感到困惑、不解,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美国”本身赋予了太多先入之见,包括对它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想象。全球化时代给人们造成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它既带来巨大的便利,也会无差别地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也有很大一批人感到深深的挫折。因此在解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时,我们既要从美国社会本身的变化入手,也应该理解政治本身的“建构”作用。特朗普的“强人”政治有美国社会内部变化的缘由,这一强人政治的出现也在悄无声息地对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本身产生影响。

 

杨平:“强人政治”根本源自于全球资本流动

在段老师从国际政治角度解读“特朗普现象”后,《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进一步补充他对此问题的思考。杨平总编认为,传统社会资本自由流动受到封建社会制约,在几十年前受到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如今资本在全球的配制日益摆脱地域、国家还有其他各种力量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在全球支配。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制的时代到来,使得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的新特点,全球化是其中之一。

 

根据“钟摆效应”,在30-40年的周期内,自由化、效益最大化,要求减税,给企业松绑等现象层出不穷,从上个世纪80年代连带中国改革开放一起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浪潮随着2008年金融?;⒍呦蚱烤?。资本运动到了肆无忌惮的时候,会对社会造成极大伤害。为了更方便金融资本盈利,原本只提供储蓄服务的银行业开始深入到投资领域,各类金融衍生品迭出,产业由实业转向金融、由一国转向全球的趋势愈演愈烈。杨总编以此指出,在当前中美贸易博弈的大环境下,资本全球分布的全球化带来的反向破坏性显现,聚集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引起美国产业倒逼。另一方面,资本的流动遏制了劳工运动的兴起,底层劳动人民把对资本家的仇恨转移成对外来墨西哥人的仇恨,转移成对亚洲人的仇恨,转移成抢他饭碗人的仇恨,这是资本主义常见不鲜的现象——这也是大众认识并理解“特朗普现象”的另一个视角。

在杨总编看来,“特朗普现象”也可看做“逆全球化”的表现。特朗普一方面关闭市场,一方面减税,在民粹民意与资本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这涉及到政治领袖的现实存在与民主政治的制度存在如何互弈的问题。民主政治制度肯定会制约政治领袖的行为选择,但是政治领袖反过来可以操纵民主,当不可控的社会现象发生时,社会制度需要强人的支撑。

 

提问环节

在提问环节,有读者问道:“土耳其、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强人政治与美国相比有什么区别?”

段德敏老师认为,特朗普政权很难说是一个强人政治。特朗普的“强人政治”仅就美国体制而言——美国整个体制就是为了避免强人政治。特朗普现象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回应,存在冲破传统体制的可能性。各国有其自身的历史,俄罗斯始终存在非常强大的、具体个人政治家的权威,并且其社会对这一权威有高认同度。一旦美国出现普金式人物,一定会发生长时段的变化,随之影响整个社会中人们的观念、人们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杨平总编辑则从资本运作的视角提出,大量的寡头控制整个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命脉,普京的存在有其资本格局的客观基础。而土耳其的问题在于伊斯兰宗教,土耳其自上世纪30年代改革,通过现代化政治上台成为一个准发达国家。冷战之后,流动的资本与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使这些伊斯兰地区机会大大减少,尤其是2008年金融?;?,向传统回归的浪潮席卷全球,所产生的极端效应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其内部宗教极端主义回归,以及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强人政治回归,也是这一思潮所带来的变化。

 

还有读者提问:“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经济并没有像之前所预测的那样萧条,不降反升,而中国的生产效率却在降低,在这种经济形势下,需要如何应对?”

杨平总编辑回应道,美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下行逐渐复苏到高增长的阶段,这与奥巴马政府经济工作密不可分,不可一概而归为特朗普本人的执政作为。中国目前则处在艰难的产业升级阶段,面临长期的经济挑战,回顾人类历史,从未有过如中国这般经济体量、人口基数国家完成从下向上的产业转型,加之劳资矛盾和民族问题的存在,势必意味着这将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因此需要谨慎面对,以史为鉴。

此外,读者与主讲嘉宾就近期美国政治走势、中美贸易战对全球秩序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互动和交流。在此也感谢到场听众们的支持,保证了活动的圆满进行。